《春秋》与“汉道”
7/10
围绕儒家和法家的争论展开。
第一，儒家和法家从斗争到合流，主要是通过法律的儒家化。汉武帝时期是法律儒家化的开端。汉朝当时面临着法律和文化不兼容的问题，于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按照《公羊传》中提岀的“以德化民”思想，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第二，西汉中后期，儒法两家又陷入了斗争，法律的儒家化进程一度被打断，这是因为《谷梁传》中恢复周礼的空想暂时成了主流。《左传》的重新发现为这种主张提供了依据，王莽的岀现也促使这种主张被付诸实践。于是在儒生的支持下，王莽发动了“托古改制”运动，引发了灾难。
第三，东汉时期，经过灾难洗礼的儒生冷静了下来，开始意识到法律儒家化比恢复周礼更为现实。于是光武帝刘秀一边用谶纬压制儒生的批评意见，一边重新推崇《公羊传》，将法律儒家化推向深入。这带来了儒法两家的最终合流。古代中国的“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经常是一回事，这背后是儒法两家从斗争到合流的历程。
尘几录
8/10
陶渊明的诗和他这个人，其实是在漫长的时间里筛选出来的一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最终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神话。塑造陶渊明，是古代文人上千年来共同谋划的一个局。你、我，只是加入局中的当代玩家而已。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7/10
在古代西亚和埃及那样的君主专制地区，还有帝国时代的罗马，都不存在这本书分析的那种政治。专制君主治下虽然也有讨论和争执，但最终的决定权属于君主。相反，古代雅典和共和时期的罗马，政治是全体公民的共同事业。国家大事不能交给一个入或者一小群人来独断专行，普通民众直接参与进来。这种政治背后的社会结构特征，是贫穷与富裕的公民之间的合作与斗争。芬利对雅典民主的深入研究，改变了学界长期以来对于城邦民主的负面评价。他对罗马政治的分析，也挑战了过去长期流行的那种认为罗马是铁板一块的寡头统治的观点。
靖康之变
7/10
洗白北宋的一本书。
靖康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悲剧。在过去的印象，主要责任人是宋徽宗和佞臣蔡京、童贯等人。好像如果没有这一群昏君佞臣，北宋就不会灭亡。历史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徽宗等人确实应该为靖康之变负责，对于北宋来说，很多措施都是“双刃剑”，既解决一部分问题，又带来另一些问题。这一点在军事领域最为突岀。北宋初年的“抑武”政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的问题。从此之后，武将篡权作乱的事情就基本没有再发生，北宋也得以摆脱“五代”时期的命运，社会也因此稳定了下来。这是“抑武”政策有益的一面，但却也埋下了军事羸弱的祸根。北宋的兵制也同样如此，一方面它解决了流民问题，稳定了社会治安，但却造成了军队战斗力的低下。不是要对北宋的“抑武”政策和人物进行批判，任何一项措施，在制定的时候，都是针对特定问题的。而当特定的问题被解决之后，政策本身就应该被调整，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推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