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东西方的商业大分流
西欧在地理大发现时期的对外扩张,并不是一个进行和平贸易竞争的过程,所有的商业扩张和垄断,都有军事支持。而所有贸易兴衰的背后,都伴随着军事层面的对抗。而同一时期明清时期的中国并不完全是“闭关锁国”的状态,它有自己的一套贸易理念和体系,就是朝贡贸易。而朝贡贸易的初衷不是经济利益,是政治秩序。从政治的层面上来说,中国的朝贡贸易模式确实比西欧的仗剑经商有优势。在政治上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维持了亚洲东部地区几百年的和平,而同一时期施行仗剑经商政策的西欧,却彼此之间打了大大小小几百场战役。
但是,既然中国的贸易思维不是以获取利益为主,就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商业竞争力很弱。中国政府只承认“朝贡贸易”的合法性,对民间贸易既不认可,也不保护。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由于中国民间商人不受保护和支持,所以在和西欧的商人接触之后,就始终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这样一来,不仅中国海外贸易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就连“朝贡贸易圈”也被蚕食和压缩,最终连中国本土也被西方贸易侵蚀。
东西方贸易理念和模式的不同,不仅影响了全球的贸易格局,造成了中国在近代的贸易衰落。而且从社会层面上来看,西方侵略式的贸易扩张,让欧洲社会可以获取足够的外部资源,在社会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度过了“马尔萨斯陷阱”,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跨越。但是,中国的“朝贡贸易”,虽然叫“贸易”却是以输岀为主。虽然明清时期中国内部贸易比较发达,却无法使中国社会跨越“马尔萨斯陷阱”,造成了彭慕兰所说的“大分流”。也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和西方的国力差距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