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deon’s Trumpet: How One Man, a Poor Prisoner, Took His Case to the Supreme Court-and Changed the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7/10
吉迪恩的号角
介绍了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下的“律师帮助权”。了解到了“吉迪恩案”审判时所面临的司法实践困境。根据当时的判例规则，只有在涉及死刑或其他重刑，或可能会损害公平审判的特殊情形下，法院才会在刑事诉讼中为贫穷的被告指派律师。犯入室抢劫的吉迪恩出于对于宪法的信仰和对平等权利的不懈追求，在服刑期间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的申诉书。恰好联邦最高法院基于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困境，也在等待这样一个典型的判例来推翻此前的“贝茨案”。最终，联邦最高法院重新确立了与宪法第六修正案“律师帮助权”和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当法律程序”相关的审判规则。从此，美国贫困阶层获得律师帮助权将被视为公平审判的最基本内容，这一权利同时也被纳入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保护之列。对于美国法律制度的影响。一方面，“吉迪恩案”推动了美国公设辩护律师制度的发展，贫困阶层被告在刑事诉讼中的基本权利得到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公设辩护律师制度的发展也凸显出许多新的问题，比如说美国政府面临司法成本大幅提升的压力，比如说公设辩护律师的服务质量因过低的收费标准而无法保证。
Make No Law: The Sullivan Case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7/10
批评官员的尺度
Sullivan Case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案件的原告是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局长Sullivan沙利文，被告是New York Times。沙利文认为New York Times的一篇关于黑人民权运动的新闻报道内容不实，而且严重损害了他作为警方首脑的名誉，所以他以诽谤罪起诉New York Times，要求名誉赔偿费。当时正值风起云涌之势的黑人民权运动。联邦最高法院最终推翻了此前地方法院和州法院的判决，将沙利文案上升到言论自由保护的高度，并在判决中创设了适用于新闻自由司法审判的实际恶意规则。根据实际恶意规则，如果原告是一名政府官员，他想主张自己因为执行公务问题而遭到了他人的诽谤，他必须向法庭证明被告是存在恶意的，或者被告是蓄意地对他实施了诽谤行为。实际恶意规则的适用范围后来扩大至公众人物，成为美国新闻自由司法审判的重要规则，有力地保障了美国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