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son 1
剧中Logan Roy及他的四个孩子控制着全球最大的媒乐媒体集团之一,年迈的父亲开始退出公司,而他的孩子则思索如何抓紧机会继承这帝国。完全不是剧情剧集,简直就是凭空制造矛盾,一群疯人院里的放出来,每个人都是奇葩,看了几集实在看不下去了。
工作与时日
希腊神话具有它极其独特的色彩,那就是高度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关于正义和力量的关系,是赫西俄德一直在强调的。在一个权力秩序里,正义对于维持秩序的稳定性不可或缺,但正义究竟应该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在双方力量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弱者被迫无条件服从于强者,这就是真正的正义吗?在权力秩序中,力量和正义究竟应该怎样平衡?赫西俄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并不满足于发现正义,而是致力于为人类寻找出获得正义的途径。
索尼秘史
索尼痛定思痛,再不改就真死了。
第一,开创索尼辉煌的三代掌门人分别是井深大、盛田昭夫和大贺典雄。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个人情感连接:井深大和盛田昭夫情同手足,盛田昭夫和大贺典雄情同父子。正是领导人之间这种紧密的”私人关系”,让索尼的权力结构和运营模式带有浓厚的日本式家族企业色彩。
第二,索尼的这种日本式家族企业特征,与西方商业文化是格格不入的。虽然索尼竭力想融入西方,但它从未真正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这导致它在国际化的过程中踩了无数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索尼的外籍高管最后大多以被炒鱿鱼收场;而在对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并购案中,索尼更是交了天价的学费。
也许正是这次收购的惨痛教训,让大贺典雄的继任者岀井伸之下定决心,要革除索尼50年来这种”私人关系”的传统。出井伸之做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重组董事会,大力引入外部董事,让董事会成为公司真正的决策机构,而不再是一个摆设;其次是高层人事调整,清理了一批像舒尔霍夫这样凭私人关系占据高位的人;在公司管理上,淡化上下级之间的情感纽带,转向全面的绩效考核;出井伸之甚至打破了作为日本企业标志的终身雇佣制,开启大规模裁员。
夏朝存在的证据。
首先,历史学界内部关于中国早期王朝历史的争议,进而又跟随考古学家的脚步,发现了文明程度高度发达的二里头遗址。根据遗址展现的文化面貌,做岀了这里就是最早的中国的判断。
接着,从二里头遗址和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入手,二里头的崛起其实经历了一个吸收和融合周边地区的多种文化,又在强盛之后反向扩张,并最终形成广域的王权国家的过程。
最后,根据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具体情况,分别从发达的农业、手工业以及精神文化产业的角度细致地观察了二里头遗址的社会发展程度,以及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
伟大指挥家
指挥其实是导演,组织排练是指挥最重要的职责。
指挥的雏形,是一群人一起唱歌时需要有一个人提示开始,并且打拍子控制节奏。随着音乐的发展和乐团的进化,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叶之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小提琴领奏和键盘副指挥的分权领导制非常普遍。19世纪初,随着音乐越来越复杂,分权领导制又时常造成混乱,不再适应时代潮流,施波尔用指挥棒取得了巨大成功,为现代指挥铺平了道路。指挥家除了自己要会演奏多种重要乐器、熟悉所有乐器、懂作曲、听力一流、熟悉海量演出曲目等技术指标之外,还得是一位心理学大师及沟通大师。交响乐团里一百多号乐手们各有各的性格,要让他们同时听话可不是件容易事,何况还经常有人爱调皮捣乱,所以,指挥家必须是绝顶聪明的人。指挥家这个职业在20世纪迅速成为音乐产业中的权势和名利代言,主要是卡拉扬和伯恩斯坦的功劳。
北宋过后,政策变得非常保守了,赵构这个傻叉。
首先是南宋开始之际,全国上下都认为是王安石变法以及变法带来的影响造成了北宋的覆灭,所以再也没有人敢轻易提出改革的建议。南宋初期的种种表现,又让士大夫们觉得,制度改革不能带来什么好效果,国家的强大更需要道德的建设,于是改革的大门从此彻底关闭了。
其次,相比北宋,南宋皇权更加集中,即使是秦桧这样控制朝政十几年的权臣,也没有获得跟皇权制衡的能力,他必须更好地为皇帝服务才能一直保持自己的地位。权力不断集中,让政治气氛愈发严酷,士大夫们都不敢发声,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皇帝的道德教育上。
最后,为了跟蒙古竞争政权的合法性,南宋朝廷不得不接受了道学的正统地位,这让政治和思想同时失去了创造的能力,变得更加僵化。
熊猫的拇指
熊猫的拇指是进化的瑕疵。
首先,说到了生物进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不完美。熊猫的拇指就是这样的例子,它不是真正的拇指,只是腕骨上变大的一块。但是这样不完美的存在反而可以更好地证明进化论,因为真正高明的造物主不会留下这样的瑕疵,自然的进化过程才会。
其次,进化不等于进步。“演化”是比“进化”更合适的翻译,就连人类的诞生也充满了偶然性。古尔德对“进化等于进步”的思想非常警惕,认为这会催生自大的情绪。人类其实只是生命之树的小枝械,只有当我们承认了这个观点,达尔文当年的革命才算完成。
第三,进化不是渐变的。古尔德重视生物学的历史性、复杂性与偶然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间断平衡论。新的物种在短期内迅速形成,又长期保持稳定。这个学说可以和现有的化石记录对应。
人心:善恶天性
性善性恶的讨论狠无聊的。
首先,对性善论和性恶论这样单纯的二元论思维进行了驳斥,指岀这些观点并不能帮助我们看清善恶的本质。
其次,分析了各种不同的暴力和破坏行为,并指岀为了生存和捍卫生命而做出的暴力行为并不能称之为恶,而真正的恶是阻碍生存和发展的,其中最危险,最不道德的三种形式分别是恋尸症、恶性自恋和乱伦固着。
最后,从三种恶的倾向岀发,对善与恶进行了界定。对生命有利的事物都可以称为善,而导致死亡的事物都可以称之为恶。善促进生命的发展,而恶则窒息、扼杀和毁灭生命。
艺术的力量
用几张画讲述了艺术的本质。艺术具有一种令人不安的力量,这种力量让艺术家离开自己的舒适区,进入到一种未知的、不确定的情境中,并由此发生改变。这种力量不仅让艺术家突破自我,也会推动他去努力超越前人、超越时代、超越艺术自身的各种限制。艺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打破边界,去追求那看似不可能的东西,将梦想转化为现实。它不仅能够展现美,同时也能帮助我们抵达日常经验和日常语言无法抵达的真实。这种真实只有在最伟大、最真诚的艺术作品那里,才能够得到完全的展示。而一旦真相被揭示岀来,它就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巴黎
讲述和分析17世纪启动的巴黎城市化进程,现代城市是一种被发明的事物,其中既有国王的推动、设计师们的整体规划,也包含了普通人对日常生活方式的点滴追求。首先,是对巴黎城市建筑和公共空间的大规模建设。从新桥、皇家广场到圣路易岛,这些建造工程的政治背景、财政安排、设计规划,以及竣工后对巴黎城市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让巴黎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现代化大都市。其次,对巴黎城市社会文化的现代化改造,公共马车、夜间照明等新发明所引发的市民生活方式的变化发展。巴黎在时尚业方面成为欧洲最先进城市,渐渐在人们心目中塑造出自己的浪漫形象。
悲剧好看,但没用。
首先,”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悲剧”。命运是悲剧的核心议题,但中国儒家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对待命运的态度非常不同。古希腊人的态度是审美的,而中国古人是实用的。所以从根源上说,中国,包括其他的文化都缺乏产生严格意义上西方悲剧的文化土壤。
其次,为什么欣赏悲剧没有国界的限制这个问题。因为只要把握好”心理距离”,进入一种超越功利性质的,克制了个人生活经验和理性活动的,不带道德伦理判断的审美状态,任何人都可以通过逐渐摸索、由浅入深地获得悲剧欣赏三个层次的审美体验。分别是审美情感、悲剧艺术特有的崇高快感,以及整个精神与灵魂被提升到更高水平的生命感受。
第三,为什么悲剧这门艺术会衰落。因为悲剧的世界观,是将世界看作一团无法解答的混沌,然后用审美的态度面对它。而宗教和哲学都是用其他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宗教通过寻求一套情感上给人满足的教义来帮助人获得救赎,哲学则通过建立一种理性论证而来的思想体系,来告诉人们这个世界可以把握,这就截断了悲剧艺术的生命之源。
明治维新亲历记
19世纪英国外交家萨道义用自己的日记编辑成的。记录了日本各阶层在大变革中寻找出路的艰难历程,从中也能看到萨道义眼中的日本人,日本的精神和日本文化的特质。萨道义运气很好,他正好在日本幕府风云激荡的时代来到了日本,他经历了开放通商、内战爆发到天皇亲政等一系列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在整个明治维新的过程中,日本的主要学习对象是英国,两国的关系也很友好。1894年7月,在日本跟中国打响甲午战争之前的半个月,英国宣布在5年内废除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重新制定平等的《日英航海通商条约》。日本首先从这个“日不落帝国”手中收回了治外法权。到1899年,已经升任英国驻日公使的萨道义,也见证了英国治外法权在日本的消失。
文凭社会
文凭等于平台。文凭教育培养的不是这个社会真正需要的技能,一纸文凭也并不能体现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历史上文凭曾经扮演过的三种重要角色:利益的平衡器、冲突的终端机,还有特权的防火墙。文凭制度利用了美国历史上大型组织出现,还有文化、阶级冲突的机会得以发展壮大,让这个社会变成了一个文凭社会。随着文凭系统变得庞大跟复杂,它开始悖离了文凭设置的初衷。
黑匣子思维
从错误中进步。黑匣子思维就是用正确的态度面对失败。还说了两个人们会极力避免失败的原因,一个是认知失调,另一个是入们觉的犯错等于无能。对比了医疗业和航空业,发现这两个领域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他们是否具有黑匣子思维。
冷峻的良心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被誉为“一代人的冷峻良心”。一生经历复杂,被当作正直和理想主义的典范,有“文学圣徒”美誉。在他的传记作者看来,这源于一种强迫症似的心理动机,那就是他的内疚情结。他有殖民渊源的家族背景、势利的学校教育和殖民地警察的工作经历,他始终受到一种良心的折磨,总担心自己比别入富有,比别入有特权,这让他不安,让他一辈子都想去赎罪。为了摆脱内疚,他辞去警察职务,多年流浪,这种自我惩罚之举,是为了内省,也为了观察社会,获得写作经验。内疚感让奥威尔成了一个作家,他始终认为“只有赤贫才能当作家”。这些经历让他写岀了优秀的纪实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和《通往威冈码头之路》。1936年他结了婚,携妻子去乡下过日子,城市生活的舒适让他内疚而不自在。西班牙内战,确立了奥威尔写作的方向。他看到许多战友没有死在前线,却死在自己人的迫害之下。奥威尔此前从未经历过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上的党同伐异,他开始对苏联的政治体制产生怀疑。他写下了备受争议的纪实作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此后他写的每一篇严肃作品,都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纳粹空袭时搬回伦敦,和民众一起分担苦痛;在病重时自寻绝路,去荒岛居住。这些举动,符合他苦行主义的生活态度和自毁的性格。在生命最后几年,奥威尔写出了他最有名的作品《动物农场》和《1984》。有太浓的政治意味了。
论不服从
毫无营养
倡导对非理性权威的不服从。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们正在丧失不服从的能力,在生产领域,人被异化为组织人,而在消费领域,人被塑造成消费人,这两种社会性格都趋向于服从权威,缺乏批判和质疑精神,不利于人格的健全。